從「幫手」到「代辦」,AI將如何改變公共服務與問責方式
聯合國經濟及社會事務部本月發布《2026年聯合國電子政府調查報告》(UN E-Government Survey 2026)。這項調查每兩年發表一次,今年踏入第25年,評估193個會員國加上巴勒斯坦國。韓國排第一,丹麥、新加坡、沙特阿拉伯、阿聯酋緊隨其後。
政府用的AI,會不會由「幫公務員做事」,變成「自己去做事」?
排名年年有人追,張Sir今次最留意的卻是第四章。報告問了一個以前少人問的問題。
由「上網」到「代辦」
報告把政府數碼化分成三個階段。張Sir替它們各起一個名號,叫「上網」「幫手」「代辦」,方便理解。
第一階段是數碼政府(Digital Government),即「上網」。服務搬上網,部門之間的系統可以互通。市民在網上填表、交件、查進度,省了排隊攞籌,但每一步仍然要自己動手。
第二階段是AI賦能的公共行政(AI-enabled Public Administration),即「幫手」。AI開始分析數據、預測需要、協助公務員處理文書,甚至主動提醒市民某項福利可以申請了。不過申請與否、怎樣審批,仍然由人拍板。
第三階段是代理型政府(Agentic Government),就是「代辦」。AI代理系統接到一個目標,自己規劃步驟、協調不同部門、調整流程,直到把事情辦完。報告稱之為「新興前沿」,並強調這只是一個分析框架,並非2026年已經量度到的現況,也不是要各國照做的藍圖。

AI代理怎樣「自己做事」
首先,要分清楚聊天機械人(Chatbot)和AI代理(AI Agent)。
聊天機械人像一位有問必答的接待員。問它「敬老金的申請資格是什麼」,它根據資料生成答案,答完便停。下一步做什麼,由問的人決定。
AI代理更像一位會跑腿的秘書。交給它一件事,它先把事情拆成幾個步驟,然後逐步調用工具,查數據庫、填表格、發電郵,每做完一步就檢查結果,再決定下一步。資料不齊,它會自己去找;找不到,就停下來問人。大語言模型負責「想」,各種系統接口負責「做」,兩者連接起來,AI便由回答問題,變成執行任務。
舉個簡單的例子(以下純屬設想)。陳伯是澳門永久性居民,下個月滿65歲,可以申請社工局的敬老金和社保基金的養老金。在「上網」年代,他要自己知道有這兩項福利,再上網或到櫃枱申請。到了「幫手」年代,系統發短訊提醒他,他在「一戶通」按幾下就可以遞交。如果去到「代辦」年代,一個AI代理會核對他的居民身份和社保供款紀錄,同時準備好兩份申請,再交給陳伯確認。紀錄齊全的個案,代理在授權範圍內直接批出;有疑問的,例如供款紀錄有缺漏,就轉交公務員處理。
陳伯少跑了幾轉,公務員也省卻大量文書工作,皆大歡喜。可是,如果代理判錯了,誰來負責?
報告沒有講的澳門
雖然報告沒有包括澳門,但澳門特區政府一直在推進相關工作。拿報告的三個階段來對照,澳門已具備「上網」的基礎,「幫手」正在建設。
先講「上網」。截至今年3月,「一戶通」約有68萬用戶,提供超過480項電子服務。
「幫手」方面,政府專用雲計算中心部署了AI大模型,數據運算在政府內部完成。行政公職局局長梁穎妍11月20日在立法會辯論明年施政方針時透露,AI辦公輔助平台一年累計使用300萬次;37個部門提出在各自業務領域應用AI,規劃項目接近100個。「政問通」則會把來電語音轉成文字、整理提問重點,再從知識庫找出建議回應。對外,2027年施政報告訂明推出「一戶通」3.0,把服務模式轉為「服務找人」,按用戶年齡推送可能要辦理的服務,並提供智能服務助手。
換言之,陳伯在「幫手」年代收到的提醒,澳門明年就有機會做到。
「代辦」呢?據報道,特區政府明年會在「公務通」加入人事行政智能輔助、人資數據智能問答和報表搜尋等功能;AI亦可逐步用在行政審批,例如統考利用AI比對數據資料,快速辨識報考人是否符合資格。然而,資格比對交給AI,「符合」與「不符合」之間的線由誰畫、有爭議的個案由誰覆核,就是下一節要講的裁量權問題。
現有數字顯示AI的部署範圍和使用量正在增加,至於有沒有改善服務,仍要看處理時間、出錯率和使用者的實際體驗。
裁量權搬家
公共行政研究有個概念叫「街頭官僚」(street-level bureaucracy)。前線公務員每天面對市民,規則寫不盡的地方,就靠他們酌情處理。櫃枱後面那位職員說一句「今次先收住表格,下次記得帶埋證明」,就是裁量權。
報告指出,政府數碼化之後,這份裁量權已經搬過一次家,由前線職員搬到系統設計者手上,成為「系統層面的官僚」(system-level bureaucracy)。表格有哪些選項、哪些個案會被系統自動拒絕,寫程式的人早已決定。到了代理型政府,裁量權可能再搬一次,搬進AI代理本身,報告稱之為「算法層面的官僚」(algorithmic-level bureaucracy)。
所謂「上屋搬下屋,唔見一籮穀」,搬過屋的人都知道,搬得愈多次,愈容易不見東西。裁量權搬家,最容易不見的是責任。一個決定由規則、數據、模型和幾個部門的系統共同完成,出錯時每一方都可以說錯不在自己。試問,陳伯應該找誰投訴?
報告提出的做法,是「重新分配人的判斷」。例行個案在既定參數內交給代理處理,涉及市民權利或情況模糊的個案,則轉交人員審核。公務員保留策略方向、法律詮釋、倫理取捨、例外處理和最終責任。市民則要有渠道上訴、要求解釋和獲得補救。
AI用多了,也要看用得有多好
上述報告亦顯示,訂立公共行政AI倫理規範的國家,由2024年的44個增至83個;在數碼政府策略中提到AI的國家,有112個。
聯合國正在研究一個「代理型政府指數」(Agentic Government Index),目前仍在研究和諮詢階段,初步設想從三方面評估:
- AI在服務和行政工作中部署得多廣、多深;
- 有什麼保障、管治安排和問責機制;
- 為市民和機構帶來什麼成果,包括服務質量、可及性、行政效率和包容性。
張Sir最留意第三項。報告指出,現有的指數本來就不是設計來量度政府AI用得好不好,所以主張改用以成效為本的量度框架,看AI系統能否為市民和機構帶來看得見的改善。報告亦擔心,不少試點項目上馬時,根本沒有方法評估服務質量有沒有提升。
一個政府部署了一百個AI代理,如果長者、殘疾人士、偏遠地區居民反而更難辦事,評分就不應該高。計算AI的數量容易,計算市民的得益難,指數要量度的偏偏是後者。
怎樣計?報告沒有細說,張Sir認為至少要做兩件事。一是使用滿意度評估,市民和公務員兩邊都要問,用完覺得方便了還是麻煩了。二是成效評測,至少要比較AI上線前後,辦一件事要等多少天、出錯率有多高、上訴和投訴有沒有增加,少用電子服務的群體有沒有因此更難辦事。政府內部的AI辦公平台一年用了300萬次,這是用量;用量背後省了多少時間、使用者滿不滿意,才是成果。
報告亦提醒,數碼鴻溝仍未消失,AI普及可能令差距進一步擴大。今年有151個國家的電子政府發展指數達「高」或「非常高」,比2024年的138個多,創新高;但全球仍有約19.5億人生活在電子政府發展水平低於全球平均的國家。這個數字反映的是現有數碼鴻溝。運算能力、可信數據、網絡安全、人才,以及管治AI的能力,都不是買一套軟件就能備妥的。
誰按「確認」
報告的總結是,代理型政府主要是一場制度轉型,技術只是其中一部分。成敗取決於公共機構管治AI的能力,多於AI代理有多聰明。
張Sir認為,陳伯的故事裡最難設計的,是那個「轉交公務員」的步驟。哪些個案可以交給代理,哪些必須由人看,出錯時市民找誰,這些規矩都要在代理上線前寫清楚。
規矩寫清楚,陳伯才敢按「確認」;人肯確認,代理才可以放手辦事。
參考資料
-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(2026)。United Nations E-Government Survey 2026: From Digital Government to Agentic Government
-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公職局(2026)。〈推進電子政務提升用戶體驗──建智慧政務體系 公共服務再升級〉
-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(2026)。〈二〇二七年施政報告—2027年施政重點 (I)〉
- 澳廣視新聞(2026)。〈梁穎妍:數字化及AI賦能助公務員減負〉
- Plataforma Media(2026)。〈黃少澤:28公共部門試用AI辦公平台〉
協作者:張Sir和AI
@張Sir的AI養生館 – 創新智人


